上博举办红山文化考古特展，呈现玉器和龙崇拜的渊源

漫漫历史长河中，有一位博学多才的(de)(de)“观星宰相”。他既是(shì)朝中重臣，又是科研先锋；他领导研发的水运仪象台，被认为是“现代(xiàndài)钟表鼻祖”；他组织编纂的《新仪象法要(fǎyào)》，被称为世界上最早、最完整的机械图纸；他编校完成的21卷《本草图经》，则是世界上最早的附有植物标本图的版刻本草图谱…… 他就是北宋天文学家(jiā)、药物学家、政治家和诗人苏颂。 英国广播公司（BBC）的(de)纪录片说：“有人认为苏颂是‘中国的达·芬奇(fēnqí)’，但更准确(zhǔnquè)的说法是，达·芬奇是‘西方的苏颂’。”但在当代，很多人并不知道苏颂的名字和事迹。 福建厦门市同安区的(de)苏颂公园内，一座三层红色木阁楼因为(yīnwèi)造型独特，格外引人注目。这是根据苏颂领导研发的水运仪象台1：1复刻还原(huányuán)的。 进入这座复刻的水运仪象台内部，精巧的设计让(ràng)人啧啧称奇。这台“天文钟”由水驱动(qūdòng)，但并非简单地用水冲击水轮，而是通过精巧的机械设计确保水流量恒定，再通过枢轮及控制机构(jīgòu)实现(shíxiàn)精度极高的回转运动，从而实现精准报时。 水运仪象台中层(zhōngcéng)的密室浑象(húnxiàng)，用于实时演示天体运动。组图均为夏海滨 摄 更令人赞叹(zàntàn)的是，水运仪象台的顶层是一台浑仪。它起源于西汉，是古代的“天文观测(guāncè)台”，可以通过观测星辰变化，调整“天文钟”的“日出”和“日落”报时准确度，还让古人(gǔrén)早早地区分了“冬令(dōnglìng)时”和“夏令时(xiàlìngshí)”；仪象台的中层是用于展示天象变化的浑象；底层则是动力装置(dònglìzhuāngzhì)及计时、报时机构，通过齿轮传动系统与(yǔ)浑仪、浑象相联。这座巨大的“天文钟”各部件环环相扣、紧密相连，实现了天文观测和报时的“浑然一体”。 当年，作为“专家型官员”的(de)苏颂接到任务后，四处网罗人才，发现了韩公廉、王沇之等有技术专长的骨干，组成了研制(yánzhì)水运仪象台的“课题组”。经过3年多的研发和(hé)制造，世界上第一台兼具(jiānjù)天文观测和精准报时功能的水运仪象台横空出世。 然而，天有不测风云，水运仪象台在金兵南下后，被人从汴京（今河南开封）转移至燕京（今北京地区）。此后因经纬度发生变化，且金人不懂如何调整，它(tā)无法实现精准报时和相应的天文观测(guāncè)，遂被遗弃，后来原件也被毁坏(huǐhuài)。进入南宋时期(shíqī)，宋高宗曾(céng)试图组织人手重建水运仪象台，但因为种种原因，重建计划无疾而终。 矗立于厦门市同安区(tóngānqū)苏颂公园的水运仪象台的1：1复刻品。 苏颂的(de)头衔有不少，他既是元祐七年（公元1092年）的宰相，又是当时红极一时的天文(tiānwén)学家、天文机械制造家、药物学家和著名诗人。集诸多头衔于(yú)一身，这与苏颂的成长环境不无关系。 北宋天禧四年(nián)（公元1020年），苏颂(sūsòng)出生于福建同安县芦山(lúshān)堂（今福建省厦门市(xiàménshì)同安区城关(chéngguān)）。“苏颂的父亲苏绅是翰林院学士，母亲陈氏也来自大户人家。陈氏在嫁给苏家时，嫁妆里就有一些天文(tiānwén)仪器。”据苏颂后人、厦门市同安芦山堂苏颂研究会创会会长苏清祥介绍，幼时的苏颂经常拿着这套天文仪器仰望星空。来自父亲的口传心授，让天文的种子在苏颂心中生了根。 在厦门市同安区(tóngānqū)科技馆，还陈列着苏颂的(de)另一项天文仪器——假天仪的复刻模型。它形如球状竹笼，外层糊纸，再按天上星宿的位置在纸上开孔。当人悬坐球内，扳动枢轴(shūzhóu)使球体转动，星光自孔透入，就能(néng)全面地看到星宿的出没运行。“可以(kěyǐ)说，假天仪是古时候(gǔshíhòu)人们观测星空的‘AR（增强现实）设备’，借助这个仪器，即使不懂天文的人也能轻易掌握二十八星宿的位置。”同安区科技馆馆长高水满说。 放置于同安区科技馆的假天仪的笼象内部，其主要用来(yònglái)演示我们所看到的星空(xīngkōng)。 不论是水运仪象台还是假天仪，都是北宋时期(shíqī)科技水平高度发达的体现。更重要的是，苏颂还将精密仪器的研发和制造(zhìzào)工序详实记录下来(jìlùxiàlái)，形成了《新仪象法要》。 “这就好比我把东西做出来，还管‘售后’。《新仪象法要(fǎyào)》被认为是世界(shìjiè)上最早的‘机械使用说明书’。”高水满介绍(jièshào)，该书图文并茂介绍了水运仪象台的设计、建造和使用方法，其中(qízhōng)有关“擒纵器(zòngqì)”（近现代钟表上的关键机械结构）的描述，证实了擒纵器最早由中国人发明。 英国著名科技史研究学者(xuézhě)李约瑟在《中国科技史》一书中写道：苏颂把时钟机械(jīxiè)和观察用(yòng)浑仪结合起来，在原理上已经完全成功。因此可以说，他(tā)比罗伯特·胡克先行了六个世纪，比方和斐先行了七个半世纪。 生逢其时的“六边形(liùbiānxíng)战士” 古代(gǔdài)官员中能成为“一代名相”的人并不多，做名垂后世的天文学家、药学家或诗人也非易事，但苏颂却是同时(tóngshí)拥有这些身份的“六边形战士(zhànshì)”。 有(yǒu)的人天资聪颖，出生时的“技能点”都“点”在(zài)了天赋上；有的人后天发力，在成长过程中把“技能点”都“加”在了勤奋上。但对苏颂而言，他在幼年时期就(jiù)爱观星望月，在成长过程中也有足够的时间(shíjiān)和精力通读(tōngdú)史书典籍，又有机会将爱好与实践结合，最终成为一代大家。 在古代历史上，中医中药一直被视为珍贵(zhēnguì)的资源，但直至北宋，我们一直没有一本涵盖(hángài)全国各地草药名录且图文并茂的参考书。于是，宋仁宗将“全国中草药普查”的任务交予了苏颂(sūsòng)。 北宋嘉祐年间，苏颂在(zài)全国范围内召集了(le)一批有经验的儒臣，一同审定出版了《神农本草(běncǎo)》《急备千金方》《外台秘要》等医学书籍，并与掌禹锡、林亿等人联合完成了《补注神农本草》20卷。 编审这些书目时，苏颂发现前人编纂的药典有一些谬误。为了(le)勘误，他建议各路州县派人将当地产的药仔细辨认根、茎、苗、叶、花、实、形色和大小，并将虫、鱼、鸟、兽(shòu)、玉石等能入药的材料一一画图，说明成长过程、收采时间及相应功效。同时，他们还对海外来的药物进行取样分析(fēnxī)，并送京城绘成本草(běncǎo)图，最终形成了世界上最早的附有植物标本(biāoběn)图的版刻(bǎnkè)本草图谱。后世认为(rènwéi)，《本草图经》给李时珍编纂《本草纲目》提供了直接灵感。 经过4年的集纳和修订，苏颂编撰完成了共计21卷的《本草图经》。全书收集(shōují)药物(yàowù)780种，新增全国民间药物103种，在635种药名(yàomíng)下绘图933幅，内容广泛而充实。 “北宋苏颂《本草(běncǎo)图经》达到了(le)世界（药学(yàoxué)）的最高水平。”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院士、日本关西大学教授宫下(gōngxià)三郎这样称赞苏颂。而日本科学史家薮内清认为，苏颂的著作远远超越了为《补注神农本草》加附图这种做法本身的价值，他创作了具有(jùyǒu)全新意义的科学本草书。日本本草学史家冈西为人(rén)则认为，苏颂根据天下(tiānxià)各郡县所送来的许多标本和资料，编写了充满渊博学识的著作，是有关宋代药物的重要资料，其药图对后世的本草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。 “来无源委逢秋盛，信有盈亏应月生。”这是苏颂名篇《观潮三首》中的诗句(shījù)，反映了他对潮汐涨落(zhǎngluò)的观察——潮水在秋天时变大，且往往(wǎngwǎng)伴随着月相的盈亏变化。作为一名功勋卓著的科学家，苏颂将自己的科研所得倾注在诗句中，被后人称为(chēngwéi)“科学诗”。 “唐宋的(de)名家大作(dàzuò)实在太多，苏颂在其中就显得‘名不见经传’，但他的诗确实给后世(hòushì)很多启迪。”高水满说，后人将苏颂的诗篇集纳成册，编修为《苏魏公(sūwèigōng)文集》，在600多首诗篇中有30余首为“科学诗”，为后人进行相关的科研工作提供了重要参考。 对现代科学发展(fāzhǎn)的启迪 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北宋时期(shíqī)的(de)中国，可谓是(shì)“世界科研的中心”。海外各邦纷纷遣使来宋，试图将先进的科技带回并发扬光大。但宋之后的一段时间，我国的科技实力却日渐(rìjiàn)衰退，甚至明后期的天文学家“观星”时，都要借助欧洲发明的望远镜。 有一种声音认为，我国古代天文观测主要为巩固皇权(huángquán)服务，这让苏颂(sūsòng)等一批科学家能够调动大量资源。“古时候的(de)(de)皇帝被称为天子，‘应天承运’是其统治(tǒngzhì)合法性的重要基础，这也就是为什么古代要设置专门的部门和官吏来观测天象。”苏清祥认为，包括水运仪象台在内的诸多精巧“观星工具”，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诞生的。 然而，正因为天文(tiānwén)仪器主要服务于(yú)当时的(de)极少数人，客观上让普通人与“观星”无缘。“欧洲中世纪文艺复兴后，科研工作对普通人开放(kāifàng)，平民能接触到最新的天文仪器，这为欧洲赶超中国提供了丰沃的土壤。”厦门市同安区闽南文化研究会会长(huìzhǎng)林永富说，相较于欧洲天文研究在文艺复兴后的“平民化”，中国古代的天文研究却始终未向(wèixiàng)普通人开放，我国(wǒguó)在这场天文观测竞赛中逐渐落于下风。这也是明朝后期中国人“观星”需要借助伽利略制造的天文望远镜的直接原因。 闭关锁国政策的(de)实施，也客观上拉大了中外科研(kēyán)水平的差距。明朝时期，为防范倭寇(wōkòu)滋扰(zīrǎo)沿海，统治者推行了“海禁”政策，断绝了东西方自海路的民间交往。尤其是进入清朝后，闭关锁国的实行和(hé)“天朝上国”的自大，让中外交流尤其是科技(kējì)交流几乎陷入停滞。高水满说，西方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后，迅速迈入“蒸汽时代”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重大变革，加速拉开了中国与西方的科技差距。 新中国成立后，我国在天文探索领域再次发力：1970年，我国成为(chéngwéi)世界上(shàng)第五个向外太空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(guójiā)；2003年，随着神舟五号载人(zàirén)飞船的发射，我国成为全球第三个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…… 近年来(jìnniánlái)，“天宫”空间站实现航天员长期驻留，“嫦娥六号”在月球背面“寻宝”，“天问一号”对火星进行细致的“凝视”……这些伟大的天文探索成就，既有中国人(rén)自古以来对浪漫星空的追寻情结(qíngjié)，更是对苏颂等前人(qiánrén)“观星”的继承。 “倚盖星河檐际直，玉晨钟磬枕边听。”苏颂对(duì)星空的追寻，如今也(yě)已成为后人奋斗的目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