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代福建修学旅行活动考察

近代(jìndài)福建修学旅行活动考察 - 福建日报数字报 福建(fújiàn)屏南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校修学旅行摄影（《教育杂志》1920年第12卷第10期(qī)） 福建省立莆田实验小学校外活动：旅行珠江（《中华(zhōnghuá)教育界》1931年第(dì)19卷第2期） 近代以来，福建的(de)教育走在(zài)时代的前列，逐步实现了(le)从传统封建教育体制向近代教育体制的转变，开近代中国学习西方风气之先，不仅引进西方的科技，还全方位引进西方先进的教育体制。源自日本和欧洲的修学旅行(lǚxíng)制度遂在此背景下于福建教育界落地生根。通过组织学生实地考察学校、农场等场域，福建教育界成功推广(tuīguǎng)了知行合一的实践教育理念，使(shǐ)之蔚然成风。 1926年(nián)，厦门大学教育科的四年级学生便曾开展修学(xiūxué)旅行(lǚxíng)，由副教授陈芝美带领，前往上海、苏州、无锡、南京、杭州、福州等六大城市进行实地考察(shídìkǎochá)，“借以参证所学择善取法，以补书本之不足”。可见，学校组织学生修学旅行，修学是目的，旅行是方式。这(zhè)不仅是对书本知识的实践检验，更是开阔眼界、增长见识的重要途径。 纵观中国历史长河，人才(réncái)的成长与进步往往与“游(yóu)学”紧密相连。所谓(suǒwèi)游学，即通过“游”的方式达到(dádào)“学”的目的，“自孔孟以来，士未有不游。或师友游，或宾客游，或以学问游，或以才艺游，或以辞华游。二千年才贤特达，未有非以游合也”。及至民国，受到日本“修学旅行(lǚxíng)(lǚxíng)”和(hé)英国“大旅行”的影响，学生的修学旅行活动开始(kāishǐ)盛行，“游学”逐渐被“修学旅行”所取代。修学旅行与普通的旅行观光有着本质的区别(qūbié)，它更强调“修学”二字。孙士焯曾言：“人之学识也，由学问与经历而来……盍百闻不如一见而，闻犹虚，目观始确(shǐquè)。学问虽高，而未知其真确，将为用之，必亲历其境而后豁然……此乃学校中修学旅行之不可不举(jǔ)也。”（孙士焯《修学旅行记》，《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校友会杂志》1912年第5期） 民国时期，小学的修学旅行呈现出地理邻近性特征。以(yǐ)福州为例，省立(shěnglì)第一小学和省立福州高中附属小学第二部的学生们(men)，以童子军的形式前往鼓山，进行为期3天的短途修学旅行。在这次旅行中，通过登山训练、营地协作等实践活动，既培养了团队(tuánduì)协作精神，又增强了学生身体素质。这种以城市近郊景区(jǐngqū)为半径的短途修学模式，既符合学校教学资源的现实条件，也适应(shìyìng)了青少年体能发展的客观需求。 火车、轮船、汽车等新式(xīnshì)交通工具的(de)发展，为学生的修学旅行提供了远距离移动的可能。1937年，建瓯简易师范（今闽北职业技术学院）四年级的学生们组织了一次旅行参观团(cānguāntuán)，前往京沪苏杭地区进行学习考察。这次活动由教员朱民生(mínshēng)和余兆汾带队，共有32名(míng)学生乘坐轮船前往上海。同行的还有福建师范旅行参观团的学生130余人，由教员周庭洛率领。此外，福建私立厦门中华(zhōnghuá)中学初中部第三届的22名毕业生，在教务长王仰(wángyǎng)中的带领下，乘坐太古轮船公司的“济南号”客轮(kèlún)前往上海、北平（今北京）等地进行参观学习。 为了(wèile)保障学生修学旅行(lǚxíng)的(de)开展，教育部、交通部和校方等出台了专门举措，减免(jiǎnmiǎn)学生出行费用。为了保障厦门大学(xiàméndàxué)学生顺利出行，学生的旅行费用得到了校长林文庆和校董陈嘉庚先生的资助。1920年，教育部颁布并实施了学生团体旅行乘车减费的规则(guīzé)：“在放假期内结队旅行不得少过十人者，出外研究学业或参观名胜地方，若系单程(dānchéng)者，其(qí)票价则准照普通票价核减百分之二十五；若系往返者，则核减百分之五十。其随行教员之票价亦得援照(yuánzhào)学生团体票价核收。”（王述曾《福建教育厅训令第三百一十八号》，《福建公报》1920年第987期） 为了支持学生的修学旅行，学校会先(huìxiān)呈请政府，由政府令教育厅转饬学生生源地的各县筹集旅行费用(fèiyòng)。1924年，福建省(fújiànshěng)立华侨学校三年级学生前往江浙各省参观，他们的旅行费用“均由钧厅(yóujūntīng)令饬各生本管县知事，按名(ànmíng)津贴大洋三十元”。即便是身处海外的福建籍留学生，也有机会获得资助。以武平县(wǔpíngxiàn)的留日学生谢鸣柯为例，他在暑假期间进行(jìnxíng)了一次修学旅行，回到中国浙江省(zhèjiāngshěng)钱塘江流域的各县以及山东省的铁路沿线地区，对当地的林业(línyè)状况和林产经济进行了深入调查。武平县政府为此提供了旅费和调查费用的支持，确保了谢鸣柯的修学旅行能够顺利进行，使他得以全心投入到调查中。 修学旅行活动的开展还离不开社会各界的支持。1928年，福建涵江公立中学(zhōngxué)的师生(shīshēng)们乘坐福安轮船前往(qiánwǎng)江浙沪等地进行实地考察。他们得到了大夏大学(dàxué)（今华东师范大学）校长欧元怀的引荐，由“交际博士”黄警顽带领，参观了商务印书馆总厂、总商会邮政局以及江海关。1929年，集美幼稚(yòuzhì)师范学校（今集美大学）由教师黄则吾带领20名学生前往无锡进行旅行。在启程前，他们向县政府发送了公函，请求“县府妥(tuǒ)为招待”。孙县长收到公函后(hòu)，指派周渠清作为代表负责招待工作。社会各界的支持，为福建各级学校的修学旅行活动提供(tígōng)了便利(biànlì)。 学生在修学(xiūxué)旅行(lǚxíng)结束后，必须提交一份旅行报告或调查报告(diàochábàogào)。1926年，厦门大学教育科的学生们访问了超过50所大中小学校，他们“将考察所得，随时笔之于书，作一有系统之报告，以供异日办学(bànxué)之参证”。 在《民国十五年（1926年）厦门大学教育科第四年级(niánjí)学生考察团报告》一书中，考察的(de)重点包括6个方面：一、学校的行政管理和(hé)组织结构；二、学校的建筑、设施(shèshī)及卫生状况；三(sān)、学校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；四、学校的训育设施及学生的课外活动；五、教师的待遇和地位；六、学校的职业指导。 通过这(zhè)次考察，学生们不仅了解了各地学校的优点和存在的问题，还探索了改进教育工作和教学方法的途径，这对(duì)他们毕业后从事教学和教育行政工作具有极大的帮助。此外，前述的留日学生谢鸣柯将(kējiāng)调查浙江、山东林业状况和林产经济经过的概要报告提交给了武平县，并将详细笔记陆续汇编，交付中华(zhōnghuá)森林(sēnlín)会报编印出版。 值得一提的是，在抗日战争的艰难时期，修学旅行虽然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，但福建省大中小学校(dàzhōngxiǎoxuéxiào)的学生们依然坚持走出课堂、走进(zǒujìn)自然(zìrán)，用实际行动践行了(le)“读万卷书、行万里路”的教育理念。1941年4月11日，福建省立农学院（今福建农林大学）组织学生前往永安大湖旅行，参观师范学校农场、游览十八洞等景观，并采集植物标本。此次(cǐcì)修学旅行不仅让(ràng)学生们亲近自然、体验乡村(xiāngcūn)生活，更重要的是通过实地观察和动手(dòngshǒu)实践，增强了他们对农业知识的理解和掌握。 近代修学旅行活动标志着中国教育(jiàoyù)从“书本至上”到(dào)“知行并重”的转型。福建的修学教育活动表明，当学生走出(zǒuchū)书斋，直面真实世界的复杂性时，知识不再是静态的教条，而成为动态的认知工具(gōngjù)。这种从“知道”到“知识”的跨越，不仅塑造了近代学人的精神气质，也(yě)为当代教育如何培养批判性思维与实践能力提供(tígōng)了历史参照。在信息爆炸的今天，重新审视修学旅行的价值，或许能让我们在“游”与“学”的平衡(pínghéng)中，找到知识传承与创新的新路径。 （作者(zuòzhě)单位：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）